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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驥才談非遺保護:進步擋不住破壞勢頭

發布日期:2019-12-09 00:15:52

  對于多年來致力于文化遺產保護的馮驥才來說,六月的腳步依然是忙碌的。這個月初,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。那之后他又獲得了一項國際藝術贊助大獎,但他卻把1.5萬歐元獎金轉手相贈。身材高大的馮驥才待人溫和,只有談到被破壞的傳統文化時,會憤而拍擊坐椅扶手。談及城鎮化對中國文化的根,對傳統村落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侵蝕,他直言“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”。馮驥才特別提出,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,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。


  馮驥才,1942年生于天津,當代著名作家、書畫家、民間文藝家。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,中國小說學會會長,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,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,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。今年6月4日,在天津大學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。


  粗暴的城鎮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根,特別是對非遺,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。


  我們要特別提出“文化保護”,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,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。


  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么位置。這個問題必須反省,不然我們無論怎么做,也不太能解決問題。


  ——馮驥才


  談非遺保護 進步擋不住破壞勢頭


 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,我們的非遺絕大部分也在村落里,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,如果村落消失的話,這些都不存在,就無所依附了。


  新京報:如今,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情況如何?


  馮驥才:十幾年過去了,從做出的一件件事來講,民間文化保護有了一個輪廓:有法律保護,有《非遺法》;確定了一批傳承人,也有了一些資金支持。有些國家,比如俄羅斯,就沒有做這些整體性的非遺保護。這些成果跟知識分子的呼吁、媒體發出的批評聲音、公眾的文化保護意識密切相關。


  這些雖然慢慢建立,但都擋不住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破壞的勢頭。前幾天我在北京開會,我說我們的“非遺”正遭受第二輪破壞,主要原因有:


  第一,申遺時,帶著政績需求,目的不純。申遺成功了,政績提升了,“非遺”就被扔在一邊了。


  第二,雖然給傳承人發補助,但很多時候,他們見不到錢。有一次,我們想給日本、韓國等非遺保護做得好的國家介紹我們的經驗,就近帶他們去看了天津的國家級非遺“皇會”。現場,老人把傘蓋等表演的家伙擺出來,那是乾隆年間的老東西,外國人一看,全傻眼了。我問那個會頭,國家給傳承人的資金補助,你收到了沒有?他說,什么補助,不知道啊。我當時一聽,壞了,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,別讓日本人看咱笑話,把他支走了。現場,我寫了個單子給他,“馮驥才欠某某會5萬元”,叫他憑此為證,到我的工作室來拿錢。他不好意思來,后來協會派了一個人把錢給了他。


  第三,非遺成為省級、國家級保護對象之后,有了知名度,就有企業進來開發。你想,民間的文化首先是自娛自樂的,又是手工的,承受力很小,很脆弱,和機器生產不一樣,不能大量復制。比如說,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瑤,他們刺繡非常精美,我們把這個刺繡列為國家級非遺。名單一公布,馬上就有人把刺繡開發成旅游產品。現在,這個刺繡簡直不能看,就跟電腦畫的一樣,什么文化內涵都沒有了,大量復制。再這么下去,過十年,花瑤的刺繡就會消失。


  第四,沒有專家支持,這是非常嚴重的原因。在日本、韓國,他們把非遺稱為“無形文化遺產”或者“人間國寶”。他們的做法是,比如說你是一個手藝很絕的木工,你的周圍就有一個專家組,會主動幫助你,給你制作檔案,幫你出主意,告訴你如何堅持自己的特點。對于天津皇會,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。因為這些非遺,是代代相傳的,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形成了自己的個性,但不見得他們對自己的東西有認識,這得依賴專家。可是,我們的非遺,可以說,95%以上后面是沒有專家支持的。


  第五,城鎮化的影響,這是最致命的。我們有一個調查,這十年,每天約有90個村落消失,這既包括傳統村落,也包括自然村。我們歷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,我們的非遺絕大部分也在村落里,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,如果村落消失的話,這些都不存在,就無所依附了。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,就是城鎮化。粗暴的城鎮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根,特別是對非遺,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。城鎮化把村落徹底鏟平了。比如說,我們這個村落里有種特殊的音樂,只有我們這個村落有,如果村落消失,這個音樂也就沒了。這不是說有幾個會音樂的人在,就能傳承下去,而是這個村落里的人都喜歡這一種音樂,有這樣一個文化土壤、文化空間。總體來說,民間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,大量地減少,另一方面,它變得流動,越來越不確定。


  新京報:也許要和鄉村建設兩相結合,使之成為活態的接地氣的保護。


  馮驥才:對。我們首先把傳統村落“過一遍篩子”,選出一批來保護,已經公布了第一批名單,馬上要公布第二批。現在,我們要做的,就是研究保護標準,必須要有一套辦法,我們正想組織一批專家來制定這個辦法。沒有辦法,是行不通的。這是很重要的事,我們正在抓緊時間展開。


  談商業開發 文化產業觀念是絕對錯誤的


  我們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文化責任感,也需要反思。全球消費化的時代,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?公民也需要反省,最需要反省的是,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?


  新京報:當我們談論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,是不是已經把它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看待,而不是覺得它是自身發展或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?


  馮驥才:對,民間文化本來是生生滅滅的,人們不再認同,就會放棄它,這是很自然的。有些東西,人們不喜歡它,它會消失,誰也沒有力量挽留,這可以稱為“正常消亡”。我認為,這是事情的一面,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:我們這個社會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,從“文革”進入改革,從計劃經濟一下進入了市場經濟,又一下子城鎮化了。這樣的“急轉彎”,有些東西消失得太快,你都來不及思考。特別是進入市場經濟之后,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很高,輕視精神的價值。


  還有,這些年的社會變化,使得我們缺乏歷史情感、文化情懷。我們對我們的文化不太在乎,這跟西方不一樣。幾年就把所有城市都變成了一個樣,這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過。這個時候,我們要特別提出文化保護,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,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。


  新京報:說到市場經濟,在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,如何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襲?如果我想做民間文化保護的志愿者,這可能是要首先面對的問題。


  馮驥才:這個問題挺麻煩。我曾強調,要和文化產業死拼,文化產業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。我也說過,中國有三個產業化讓我們積重難返,一個是教育產業化,一個是醫療產業化,還有一個是文化產業化。這樣一來,教育、醫療、文化都向錢看,那這個民族壞了,我們沒有長遠的追求,特別是沒有純精神的追求,沒有精神綠地了。文化產業化扭曲了很多人的價值觀,認為文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賺錢,所以很多愿意保護文化遺產的人,他們看到當地人賺錢了,甚至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,他們對文化本身的價值并沒有足夠的認識。這一點,需要苦口婆心,反復不斷地講,要重視文化價值。


  新京報:我注意到文化遺產保護遇到的一個難題:保護會引發關注,關注有時會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利用,即使沒有旅游開發,也可能由于過度的關注,人來到現場觀摩,而有所破壞。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,如何解決?


  馮驥才:曾經有朋友告訴我,馮驥才你知道嗎?你是好心干了壞事。他的理由是,你看到一個好東西,四處喊,喊了以后,誰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。但是我覺得,好肯定是要說的,不能讓它自然消失。從西方來說,你比如,大家都說盧浮宮好,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贊美盧浮宮的文章,但盧浮宮并沒有因為這些贊美而消亡。關鍵之處,還在盧浮宮的管理。


  我舉一個另外的例子。我去凡爾賽宮的時候,有人請我看一間60平米大小的屋子,這是以前皇室人員去大廳在這里短暫休息的地方。這屋子曾經漏雨,損壞很嚴重,后來開始修繕,我去的時候剛修好,在里面卻不覺得是剛修的。我一問,才知道這屋子修了16年。60平米,修了16年!屋子里椅子的墊布都拿出來研究,什么材料,什么方法織的,都有專門研究。這樣對待文化的態度,你說敬畏,什么是敬畏啊?我們什么地方敬畏,嘴里敬畏啊。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,我們是不是真正地熱愛我們的文化,是不是真的熱愛?


  我也在反思: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么位置。這個問題必須反省,不然我們無論怎么做,也不太能解決問題。實際上,我和你說的這些話,如果不是我說,換一個高級別的領導人來說,那個作用比我大得多。我說的話,只不過比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大一點而已。另外,我們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文化責任感,也需要反思。全球消費化的時代,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?公民也需要反省,最需要反省的是,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?我們說的這些話題,都跟個人沒有直接關系,而是與公共空間有關。


  談個人理想 我有時失望,但不絕望


  我作為一個知識人,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,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里,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,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里。


  新京報:十多年前,你剛進入文化遺產保護。現在最初的心態、想法、理想是否發生了轉變?


  馮驥才:這十多年,我一直在做民間文化遺產保護。我已經七十多歲了,也經常忘記自己的歲數。忘記歲數,才能永遠年輕嘛。但是,我有時感覺到,我并不是一個成功的人,我做的事情并沒有達到我的理想。


  新京報:你的理想是什么?


  馮驥才:我的理想是社會的文明。所謂民族復興,實質是文明的復興,社會的最終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會。社會應該這樣,有文明準則,有文明底線,人人都文明自律。人有人性、有欲望、有獸性的部分,但得自律,要克制自己。我在一篇文章里,引用傅雷在羅曼·羅蘭寫的《約翰·克里斯多夫》前面說的一句話,就是英雄也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操,這是說,你要不斷克制,要跟自己內心的敵人戰斗。你看,我是一名作家,我主要寫批評文章,我必須要用我的筆來批評那些不對的事情。在我看來,你只有真正批評生活中那些不對的東西,你才能把對的東西樹立起來。


  我現在都七十多歲了,沒有什么更多的需求,和年輕時候的想法不一樣了。我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,但是不會放棄我的追求。我經常失望,但是我不會對自己做的事情悲觀。


  新京報:你自己覺得是個寂寞的行動者嗎?


  馮驥才:(嘆氣)反正我能沉下心來。嗯……我有時覺得孤獨,能夠一起談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很多,會覺得我跟人有距離。但是,我這種孤獨跟生活沒有多大關系——雖然有時會覺得孤獨,但我不會放棄自己——這是一種思想的孤獨感。


  我到很多地方去,老百姓都很熱心,但跟我一起干活的人少。我覺得,坐在那說話的人多,走起來,就沒人了。在大學做教育,也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。我作為一個知識人,絕對不會生活在表面,不會生活在一杯啤酒里,雖然喝啤酒挺舒服的,還是要生活在深層次的思考里。越往里思考,你的想法越深入,你越會產生一種孤獨感,但這不影響你對生活的激情,也不影響你的追求。


  我堅信,不是一代人,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的,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,不過要一代一代人,不放棄地把它做下去。我覺得,我們民族那個根,那個最深的文化之根,仍然在;我有時失望,但不絕望,原因就在這里。


  ■ 記者手記


  來到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,一條船進入了視線。


  研究院在天津大學校內,設計新奇,爬山虎的綠意蓄滿了整整一面墻,方形院落中一汪池水倒映云影,金魚在戲水。進研究院的右手邊,有一座從黃河岸邊拉過來的門楣。那是馮驥才先生的朋友送給他的,純木質的門楣看起來高雅樸拙,“有六層拱門,一般百姓只能做三層,皇家才可超出”,拱門下書有“福海壽山”四個大字。這些,都能使到訪者駐足,細細端詳。


  記者最先注意到的,倒是那條木船,船身斑駁,躺在進研究院的門口不遠處。“是攝影家鄭云峰在長江里劃的最后一只船,這太珍貴了。”采訪還沒進入正題,馮驥才就說到了這只船。除了這一只,還有一只小一些的船,它們現在不在長江的浪頭里,也不在這一汪池水上,而是在岸邊。


  今年6月,和馮驥才有關的事情,主要有兩件,一是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,二是他獲得了萬寶龍國際藝術贊助大獎,卻把1.5萬歐元獎金贈送給了這只大船的主人。


  這兩件事,都與民間文化保護相勾連。實際上,馮驥才展開城市文化、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,已超過十年。在此過程中,他默默做事,有時發聲,言必稱文化保護。在他看來,這是他的使命,盡管偶爾也感嘆少有同行,有“一種思想的孤獨感”。


  受訪時,馮驥才不時發出笑聲,看起來采訪輕松而順暢。他談到花瑤的刺繡被旅游開發,使得刺繡“跟電腦畫的一樣”,“什么文化內涵都沒有了”,那一瞬間,坐在椅子上的馮驥才,用手有力地拍了拍扶手——啪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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